中國歷來重視人才。伴隨著這一現(xiàn)象，中國的“人才測評”也走過了悠久而又光輝數(shù)千年歷史。那么在古代，中國是如何進行人才選拔的呢？其測評思想又是如何發(fā)展的呢？人才選拔的制度又是一步步地建立起來的呢？
    從傳說到信史
　　中國的人才測評，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史傳說的堯舜時代。相傳唐堯把帝位禪讓給舜之前，對舜進行了多次的考驗，《尚書•舜典》上說，“虞舜側(cè)微，堯聞之聰明，將使嗣位，歷試諸難，作《舜典》”，考驗合格，虞舜才名正言順地繼承帝位。如果說這只是傳說，并非信史，那么周代選拔、考評人才的選舉制度則已明文載于經(jīng)典之中。呂思勉《中國制度史》引王制載：“命鄉(xiāng)論秀士，升之司徒，曰選士。司徒論選士秀者，而升之學(xué)，曰俊士。升于司徒者，不征于鄉(xiāng)。升于學(xué)者，不征于司徒，曰造士。……大樂正(樂官之長)論造士之秀者，以先于王，而升之于司馬，曰進士。司馬辯論官材，論進士之賢者，以告于王，而定其論。論定，然后官之。位定，然后祿之。”由秀士而選士，俊士，造士，進士，層層篩選，最后司馬對之從“德”、“行”、“藝”等方面加以考評，優(yōu)秀者方報請國君委任官職。當(dāng)時選士途徑除了鄉(xiāng)議推舉外，“諸侯貢士”與“學(xué)校養(yǎng)士”也是重要的方面，舉薦的人才由天子親自考評，內(nèi)容主要包括德行以及六藝（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(shù)），據(jù)《禮記•射義》上記載，“天子之制，諸侯歲貢士于天子，天子試之于射宮。其容體比于禮，其節(jié)比于樂，而中多者，得與于祭，其容體不比于禮，其節(jié)不比于樂，而中少者，不得與于祭。” 對于射藝的測試還采用了參照效標(biāo)的計分方式。
    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：人才測評思想的“百花齊放”
　　孔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與教育家，他從德行、才智和氣質(zhì)等方面對人進行了簡單的分類，影響深遠。首先，孔子從德行方面將人分為君子和小人：“君子喻于義，小人喻于利”、“君子坦蕩蕩，小人常戚戚”、“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”、“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”等等。其次，孔子從才智方面將人劃分為上智、下愚和中人：“唯上智與下愚不移”、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 不可以語上也。”最后，孔子從氣質(zhì)角度將人分為狂、狷和中行三種：“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”所謂的“狂””即敢作敢當(dāng)，用于進??；“狷”則謹(jǐn)慎拘謹(jǐn)，有所不為；“中行”則是言行合乎中庸，介于兩者之間。而關(guān)于人才的選拔，孔子則主張要“聽其言”，“觀其行”，即“觀其所由，察其所舉，視其所安”，進行全面，長期的考察，才能達到“知人”的目的。
    荀子是先秦時代儒家思想集大成者，他除了繼承孔子的君子、小人觀之外，又根據(jù)德行，將人進一步細分為通士（德才兼?zhèn)涞娜耍?、公士（公正的人）、直士（正直的人）、愨士（誠信的人）、小人五種。他提出：“上則能尊君，下則能愛民，物至而應(yīng)，事起而辨：若是則可謂通士矣。不下比以暗上，不上同以疾下，分爭于中，不以私害之：若是則可謂公士矣。身之所長，上雖不知，不以悖君；身之所短，上雖不知，不以取賞；長短不飾，以情自竭：若是則可謂直士矣。庸言必信之，庸行必慎之，畏法流俗，而不敢以其所獨甚：若是則可謂愨士矣。言無常信，行無常貞，唯利所在，無所不傾：若是則可謂小人矣。”
    中國古代另一個比較有名的人格分類系統(tǒng)則是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》中根據(jù)陰陽五行學(xué)說所做的區(qū)分。它一方面從陰陽之氣出發(fā)，把人分為太陰之人，少陰之人，陰陽和平之人，少陽之人，太陽之人。另一方面從五行出發(fā)，將人分為金形之人，木形之人，水形之人，火形之人，土形之人。前者側(cè)重于心理，后者側(cè)重于生理，兩兩相配，又形成二十五種復(fù)合型之人。就陰陽五種人格的本性而言，《黃帝內(nèi)經(jīng)•靈樞》中寫道：“太陰之人，貪而不仁，下齊湛湛，好內(nèi)而惡出，心和而不發(fā)，不務(wù)于時，動而后之，此太陰之人也。少陰之人，小貪而賊心，見人有亡，常若有得，好傷好害；見人有容，乃反慍怒，心疾而無恩，此少陰之人也。太陽之人，居處于于（得意自足的樣子），好言大事，無能而虛說，志發(fā)于四野，舉措不顧是非，為事如常自用，事雖敗而常無悔，此太陽之人也。少陽之人，是諦（做事精細審慎）好自貴，有小小官則高自宜，好為外交而不內(nèi)附，此少陽之人也。陰陽和平之人，居處安靜，無為懼懼，無為欣欣，婉然從物，或與不爭，與時變化，尊則謙謙，譚而不治，是謂至治。”
    人格分類的目的為選拔而服務(wù)的。正如孟子所提出的：“權(quán)然后知輕重，度然后知長短，物皆然，心為甚。”而“知人”的方法，比較著名的則有莊子學(xué)派的“九徵”，鬼谷子的“揣情”以及《呂氏春秋》中提出的“八觀六驗”法。
    莊子是先秦道家學(xué)派的代表人物，《莊子》一書《內(nèi)篇》為莊子本人自著，《外篇》、《雜篇》可能出自后人，但都不晚于戰(zhàn)國末期，基本上反映了莊子學(xué)派的觀點。莊子認(rèn)為知人甚難，“凡人心險于山川，難于知天。天猶有春夏秋冬，旦暮之期。人者，厚貌深情。”只有通過反復(fù)地觀察，試探，考驗，才能夠辨明賢愚：“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（忠誠），近使之而觀其敬（禮節(jié)），煩使之而觀其能（能力），卒然問焉而觀其知（知識），急與之期而觀其信（誠信），委之以財而觀其仁（仁愛）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(jié)（氣節(jié)），醉之以酒而觀其側(cè)（行為），雜之以處而觀其色（是否好色）。九徵至，不肖人得矣。”（《莊子•列御寇第三十二》）此說對后世影響甚大。
    鬼谷子是先秦縱橫家的代表，《鬼谷子》約成書于戰(zhàn)國時期，其中的《揣篇第七》專門提到了測探他人心理的方法：“揣情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時往，而極其欲也，其有欲也，不能隱其情；必以其甚懼之時往，而極其惡也，其有惡也，不能隱其情，情欲必失其變。感動而不知其變者，乃且錯其人勿與語，而更問其所親，知其所安。夫情變于內(nèi)者，形見于外，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隱者，此所以謂測深探情”。這就是說，通過觀察人在極高興或極懼怕時的好惡表現(xiàn)，可以了解人的內(nèi)心真情，故名“揣情”。
　　而《呂氏春秋》的“八觀六驗”法則直接從莊子學(xué)派的“九徵”發(fā)展而來?！秴问洗呵?bull;論人》中這樣說道：“凡論人，通則觀其所禮，貴則觀其所進，富則觀其所養(yǎng)，聽則觀其所行，止則觀其所好，習(xí)則觀其所言，窮則觀其所不受，賤則觀其所不為。喜之以驗其守，樂之以驗其僻，怒之以驗其節(jié)，懼之以驗其特，哀之以驗其仁，苦之以驗其志。八觀六驗，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。”這六大測驗?zāi)繕?biāo)：“守”，指操守；“僻”指邪念惡行；“節(jié)”指氣節(jié)；“特”指突出的才能；“仁”指仁愛之心；“志”指遠大的志向，基本包含了人才測評的各大要素。
    察舉、征辟與九品中正制
　　漢朝的選舉主要有察舉與征辟兩類。察舉源出先秦的“貢士”、秦代的“薦吏”，故又名貢舉、薦舉，是由下而上推薦人才的制度。察舉又分制舉與常舉兩類，制舉即特舉，是根據(jù)需要舉行的臨時性察舉，往往在天地災(zāi)變，國家多事時進行。常舉是制度性的察舉，分為二科，即郡舉孝廉，州舉秀才（又稱茂材）：“孝廉”指孝子廉吏，看重的是德行；“茂才”的標(biāo)準(zhǔn)主要是淳厚、質(zhì)樸、節(jié)儉及謙遜。
　　征辟是征召和辟舉的簡稱。征召，由皇帝下詔，直接委任要職。辟舉，乃三公選用僚屬，擔(dān)任公府掾史，日后依政績升遷，均是由上而下選拔人才的方式。
　　最后一種選士方法是從太學(xué)生中選舉人才。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，罷黜百家后，設(shè)立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五經(jīng)博士，并建立太學(xué)，選取各地優(yōu)秀人才入學(xué)隨博士習(xí)五經(jīng)一年，期滿加以考核，能通一經(jīng)以上成績優(yōu)異者，隨即授以“郎官”；成績中等者則派為地方官。
　　進入魏晉南北朝，選舉制度又向“九品中正制”轉(zhuǎn)變。早在《漢書•古今人表》中，班固便把古今人物分為九等，即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。九品中正制，又稱“九品官人法”，“中正”指專門司職品評人物的中央官員，在此制下，所有人員均由中央政府區(qū)分品級，作為任用及升遷標(biāo)準(zhǔn)。在這一時期誕生的《人物志》一書，是我國古代一部著名的人才學(xué)專著，其中對如何鑒別人才，選拔人才，任用人才等問題都做了系統(tǒng)的研究和探討。《人物志》的作者劉劭，字孔才，是魏國人，曾做到陳留太守，賜爵關(guān)內(nèi)侯?！度宋镏尽饭踩?，分《九征》、《體別》、《流業(yè)》、《材理》、《材能》、《利害》、《接識》、《英雄》、《八觀》、《七繆》、《效難》、《釋爭》等十二篇。在書中，劉劭根據(jù)陰陽五行生成說，類推出五德：即木骨（弘毅）、金筋（勇敢）、火氣（文理）、土?。ㄘ懝蹋⑺ㄍㄎⅲ?，并在此基礎(chǔ)上把人的性格分為十二種，對每一種性格的總體特征及其優(yōu)缺點予以界說，主要包括：（《體別第二》）。
    強毅之人，狠剛不和；柔順之人，緩心寬斷；雄悍之人，氣奮勇決；
    懼慎之人，畏患多忌；凌楷之人，秉意勁特；辨博之人，論理贍給；
    弘普之人，意愛周洽；狷介之人，砭清激濁；休動之人，志慕超越；
    沉靜之人，道思回復(fù)；樸露之人，中疑實（石舀）；韜譎之人，原度取容；
　　從智勇關(guān)系出發(fā)，劉劭又將人分為英才型、雄才型和英雄兼?zhèn)湫?。《人物志》寫道?ldquo;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，膽力過人謂之雄。此其大體之別名也。”“必聰能謀始，明能見機，膽能決之，然后可以為英，張良是也。氣力過人，勇能行之，智足斷事，乃可以為雄，韓信是也。”“徒英而不雄，則雄材不服也；徒雄而不英，則智者不歸往也。故雄能得雄，不能得英；英能得英，不能得雄。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，乃能役英與雄。能役英與雄，故能成大業(yè)也。”
　　而關(guān)于“知人”法，劉劭也提出了“八觀五視”。何謂八觀？“八觀者，一曰觀其奪救，以明間雜。二曰觀其感變，以審常度。三曰觀其志質(zhì)，以知其名。四曰觀其所由，以辨依似。五曰觀其愛敬，以知通寒。六曰觀其情機，以辨恕惑。七曰觀其所短，以知所長。八曰觀其聰明，以知所達。”何謂五視？“居，視其所安；達，視其所舉；富，視其所與；窮，視其所為；貧，視其所取。然后乃能知賢否。”
    相比之下，諸葛亮在《心書•知人性》中提出“知人七法”（“知人之道有七焉。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；二曰窮之以辭辨而觀其變，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實，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；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，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，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”），則是對莊子學(xué)派的“九徵”、《呂氏春秋》中的“八觀六驗”以及劉劭“八觀五視”的總結(jié)和發(fā)展。其中前四者（提問、詰問、詢問、告訴）是問答的方式來觀察、測量人心，而后三者（醉之、臨之、期之）則是通過情境模擬加以考察，以全面衡量人才的素質(zhì)。
    科舉制度的建立
　　隋唐之后，科舉制度逐步確立，從此成為我國古代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。唐代科舉分科較細，包括秀才、明經(jīng)、進士、明法、明書、明算等，明法、明書、明算是關(guān)于律令、文字、數(shù)學(xué)的專門科目，選擇專門人材，錄取后只在與專業(yè)有關(guān)的機構(gòu)任職。進士科在唐初時沿襲隋朝只考“時務(wù)策”，即對時事和政治的看法；唐太宗時加考以經(jīng)書或史書內(nèi)容擬出的策問題；高宗時又加考《老子》及其他“雜文”題，形成“三場考試”；玄宗時轉(zhuǎn)為兼考詩賦，而且詩賦成為最主要的考試內(nèi)容。明經(jīng)科則注重考察儒家經(jīng)義，內(nèi)容以儒家經(jīng)典為主，也分三場考試，第一場為“帖經(jīng)”（類似于填空題），第二場口試，第三場為時務(wù)策。建立在公平考試基礎(chǔ)上的選拔制度與以往的察舉征辟相比顯得更為全面客觀，但可惜的是，隨著時代前進，科舉制度卻被條條框框所束縛，日趨僵化，最后反而成為進步的阻力，終于在1905年被徹底廢除。從此，中國的人才選拔與測評制度翻開了新的一頁。